| 標題：從《鹿鼎記》試論金庸對“俠”的解構 | ||
| 從《鹿鼎記》試論金庸對“俠”的解構 《鹿鼎記》是金庸小說的封筆之作，也是武俠小說中的“四不象”作品。《鹿鼎記》表面上看似一幕詼諧荒唐的喜劇，骨子里卻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悲劇史詩和文化寓言，俗極而雅，奇而致真。在筆者看來它代表金庸小說創(chuàng)作的最高成就。它超出了江湖恩怨、武林奪寶的舊模式，通過壯闊的畫面與多彩的人物個性，運用調侃的語言，對他一直著力書寫的“俠”進行了一次強有力的反諷與解構。主人公韋小寶是以一個反俠的形象走進讀者的視野的，由于此形象的創(chuàng)新與反傳統(tǒng)，他所帶來的爭議在“金迷”讀者與“金學”研究者中一直未曾休止。 中國傳統(tǒng)的武俠小說作家向來相信“寧可無武，不可無俠”的觀念進行創(chuàng)作， 武俠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俠士，這已經(jīng)是一種共識。而沒有俠義精神的小說還算得上武俠小說嗎？因此有評論家說《鹿鼎記》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武俠小說，而是一部描寫世情的反武俠小說。該小說的風格、故事情節(jié)與金庸其他作品相去甚遠，徹底地打破了我們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心態(tài)中的“俠之夢”。 那么金庸先生是如何在《鹿鼎記》中對“俠”進行解構的呢？筆者認為，主要是從小說的主角韋小寶身上來實現(xiàn)的。在論述這一論點前，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金庸先生其他著作中的傳統(tǒng)俠者。 一、金庸其他著作中的傳統(tǒng)之“俠” 什么是俠的行為？追溯起來，“俠”這一概念，最早見于韓非子《五蠹》中的“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”一句。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，必會武，必能武之意�！ � 什么是俠的精神？金庸先生在為著名金評家吳靄儀的《金庸小說的男子》寫的小序中說：“在武俠世界中，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‘仁義當先’。仁是對大眾的疾苦冤屈充分關懷，義是竭盡全力作份所當為之事。引申出去便是‘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’。中國的傳統(tǒng)思想是儒家與墨家，兩者教人盡力為人，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，其極致是‘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’。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(tǒng)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�！盵1] 傳統(tǒng)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，表現(xiàn)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。武藝非凡是一個“ ……（快文網(wǎng)http://hoachina.com省略1418字，正式會員可完整閱讀）……
三、韋小寶對“俠”的徹底解構 從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，道之俠令狐沖，佛之俠石破天，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。《鹿鼎記》中，金庸理想中的“陽剛”世界受到了顛覆。韋小寶這一“非英雄”形象，是金庸對自己定義的理想男性的嘲諷。通過滑稽摹仿的修辭手段和文學演繹，金庸對他以前理想的男性定義做了一番解構。 從這番解構中，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的“游離性”立場。韋小寶能游離于江湖與朝廷之間，正與邪之間，情與欲之間，滿人與漢人之間，在多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中游刃有馀。沒有甚么高尚的理想，不區(qū)分情與欲。他之所以能左右逢源，與他的“中間”（ｉｎ－ｂｅｔｗｅｅｎ）角色分不開。這種角色，不存在身份認同的危機，恰恰可以超越簡單的“壓迫／反抗”的殖民主義／反殖民主義話語。 《鹿鼎記》對俠的反諷，導致俠的非英雄化，江湖世界的非理想化，同時瓦解了武俠小說固有的崇高風格和樂觀精神，甚至也消解了武俠小說中“武”與“俠”的崇拜。也許金庸以后還會有新的武俠小說出現(xiàn)，但可以斷言，不會有超出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因為一部《鹿鼎記》已經(jīng)成功地完成了武俠小說的現(xiàn)代化實驗，其結果是“俠之夢”的解體。 既然金庸塑造的韋小寶是一個反俠形象，下面分析一下，金庸是如何在韋小寶身上實現(xiàn)對傳統(tǒng)之“俠”的解構的。 1、韋小寶的工夫 韋小寶年幼力弱又偷懶，不肯花精力學武功，但卻時時在強敵面前逞能，面臨大敵時通常是動口不動手。他拜了天地會武林高手陳近南為師，這本來是個難得的機會，而韋小寶對那些高深的武功一點興趣也沒有�？墒琼f小寶是個現(xiàn)實的人，他自知所做的理虧事也不少，怕有危險時跑不快，故很賣力地練他的女師父九難師太教他的“神行百變輕功”。這腳底抹油的功夫是他最像樣的功夫了，但也只練到三、四成功，因為他覺得能夠讓他逃離敵人就夠了。 那么韋小寶他打架是用的是什么招數(shù)呢？竟然是任憑任何俠者也使不出手的拗手指、拉辮子、咬咽喉、抓眼珠、扯耳朵、捏陰襄。他武功雖然不靈光，但他靈敏的反應卻讓他能在兇險的江湖立足。一個沒有任何武功底子的無名小卒，卻能在一個大幫派里身居要職！在金庸其他小說中，主人公一般都是武藝高強，他們一般會有一些奇遇，讓他們的武功大大提升到足以傲視群雄的境界。而以韋小寶的三腳貓功夫卻能當上主角，并且一路風光，其他武功高強的人物卻大多是英雄末路式的悲壯。這是金庸的小說中絕無僅有的。從這方面來看，金庸首先是從外在形態(tài)上對傳統(tǒng)的“俠”進行了反諷。 2、韋小寶的“國民劣根性” 在《鹿鼎記》中可看出金庸小說的創(chuàng)作主題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，而離人性、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，也越來越深。韋小寶這個人物形象就具有相當深刻的象征意義，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華文化中某些共性的東西，即中國“國民的悲劇”與“文化悲劇”�？讘c東先生在《空山瘋語》中提到：“這里蘊涵了對中國社會_和國民性的深刻批判，其深度或不及《阿Q正傳》，而廣度則有過之。從文化價值上看，韋小寶是20世紀中國文學里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。” 金庸自己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說自己寫韋小寶是受了阿Q的啟發(fā)，實際上韋小寶是一個因意外奇遇而獲得成功的“阿Ｑ”。欲望被釋放了的韋小寶一方面是中國各民族的“雜種”，一方面又是一個地地道道、貨真價實的“純種”中國人�！熬駝倮ā弊鳛橐环N國民劣根性的代名詞，它的基本癥狀在小說主人公韋小寶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體現(xiàn)。如：自輕自賤，自大自夸，化丑為美，麻木健忘，欺軟怕硬，忌諱缺點，把失敗幻想成勝利，在精神勝利中逃避失敗的痛苦，卻不思改變失敗的現(xiàn)實。敵強我弱時，韋小寶用精神勝利法，一旦形勢轉化有利時，他又善于抓住時機，積極進攻，所以他總是以“勝利者”的姿態(tài)出現(xiàn)。 阿Q放大了我們國民性中丑陋可笑的一面，具有臉譜化的特征，韋小寶卻代表現(xiàn)實生活中一整群人的真實生存狀態(tài)，是世俗化的。我們一見阿Q，就知道要肯定什么，否定什么，但我們對韋小寶卻是不知道該贊還是該罵。這種審美理想與歷史現(xiàn)實的沖突以及由此產(chǎn)生的張力讓人再一次體會到那種迷茫，焦灼，無所適從的人生處境，作者解構了一個烏托邦，“俠”的神話被粉碎。 3、韋小寶的流氓處世學 韋小寶這個人物性格的復雜，絕對不能輕易以亦正亦邪就把他復雜多面的性格輕松地概括過去。曾有不少人贊揚過《鹿鼎記》里韋小寶有俠義精神，但那是真正的俠義嗎？《鹿鼎記》中韋小寶在江湖和朝廷的雙重歷險記中最大的支撐點，是抽象化了的“江湖義氣”。他正是倚靠“義氣為重”的原則，才能游離于“正”與“邪”、“朝”與“野”等各種不同的社會，而且被價值觀念如此迥然有別的多種社會所重視。韋小寶的深層文化精神卻與他的“忠義”精神相矛盾。也即是說，在“忠義”和個人的生存權面前，韋小寶把個人的存在，個人的榮辱，個人的安危，個人的享樂置于“忠義”之上。韋小寶這位“反英雄”，是金庸的“自反”的實驗描寫。 滿口臟話、準確揣摸人心理的本領、別具一格的語言風格、高超的拍馬屁藝……就連對女人的態(tài)度也是流氓式的占有，這和其他小說中的俠者形象，簡直就是一個本末的顛覆。 官場的日常生活化，以及韋小寶日常生活的官場化，自然引伸出這樣一種認識，即中國數(shù)千年來的政治，實際上就是一種流氓政治。營私舞弊、貪污受賄、投機取巧、升官發(fā)財，韋小寶在官場中的“出色”官技，讓多少人“望塵莫及”！ 文學是對現(xiàn)實生活的藝術化提煉和反映，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均可在文學作品中尋找到自己的對應物。流氓的角色和活動當然也包含在內(nèi)，而反映社會小人物的通俗文學更是如此。韋小寶不是等閑之輩，控制朝野各派政治_，甚至策動鄰國_，成就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政績偉業(yè)，君主倚重，多少鴻儒英杰相形而見絀。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故事，是金庸對中國幾千年的流氓政治生動的文學演繹。這部作品至少反映金庸對中國政治和歷史的一個基本看法：“最后的勝利常常是屬于流氓的。如果說嚴酷的政治斗爭有時也會演出喜劇的話，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個流氓。”[2]《鹿鼎記》通過流氓的勝利，政治的力量展示，反襯了武林人物的失敗。 4、韋小寶現(xiàn)象的社會批判意義 臺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曾經(jīng)痛切地批判過中國社會的“醬醋缸文化”，這種文化與韋小寶種種行徑不謀而合。魯迅在談到小說的社會影響時說：“中國人的江湖思想，妖巫湖鬼思想、堪輿、相命、卜筮、迎神賽會等等陋習劣行都來自小說，”因而他才主張要進行小說革命。[3] 韋小寶的馬屁藝術、為官之道、流氓處世學與流氓政治手段，在現(xiàn)實社會中為了生存和利益而爭相效仿的人不在少數(shù)。除此外他對女人的態(tài)度也給現(xiàn)實男權社會提供了一個現(xiàn)成的例子與導 ……（未完，全文共7658字，當前只顯示3687字，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。收藏從《鹿鼎記》試論金庸對“俠”的解構） 上一篇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照檢查材料（政府辦公室班子） 下一篇：政協(xié)黨組班子對照檢查材料 相關欄目： |